Huang, Fei-Yang, MD PhD

14/07/2026

很開心能幫 倫敦臺灣生物醫學學會 歡慶十周年生日。從當初剛來到英國，就開始加入當時才草創不久的學會，和來自各領域的朋友一同互動交流，交到很多好朋友，也有很多有趣的研究合作。

倫敦的臺灣生醫社群的大小剛剛好，讓大家都可以很自在地認識彼此，也在生活和職涯上都成為彼此的好夥伴。

能夠努力把一群人聚在一起的信念，就是這個團體最大的力量。

27/06/2026

「他們生活的樣子、每天的日常，就是專心投入一件事，這對我來講是非常自然而然的。」

2023年因為開會的關係，造訪紐約，有機會找了不同場合認識的朋友齊聚一堂一同吃飯聊天。剛好遇到書珩也來紐約開會，那是我們第一次認識，當時他還是紐約大學石溪分校的助理教授。

看到這篇文章有許多共鳴，想起自己這幾年的研究生活，累積了很多很珍貴的，關於人生、對於生活的想法，這是如果當時沒有決心把自己從熟悉的臺灣生活抽離，很難想像得到的。特別是那些關於挑戰難題，追求自己覺得真正重要的事情，同時有辦法忽略其他
除了自己以外，眾人覺得重要的事情（就算幾乎是所有人都這樣覺得），以及珍惜能夠有一整天能夠專心思考、享受自我對話的機會。

有了這些很強大的能力，就能讓內心無所畏懼，「不再害怕把自己丟失」（引用一下今天看到金曲獎上，蔡依林的得獎感言）

MIT物理學家邵書珩榮獲新視野物理獎！面對AI時代的教育焦慮，他分享如何面對卡住的研究瓶頸，並從家庭教育與生活態度中，找回思考與學習的純粹樂趣。一文看懂！

19/06/2026

很榮幸接受邀請共同協助 高雄醫學大學 包含 陳建志 董事長、余明隆 校長與各所屬醫院院長之一級主管參訪團，前來 牛津大學 與跨校級醫學相關研究教學單位，進行為期一週，生物醫學教學與研究的深入交流，隨後並共同前往駐英代表處拜會大使與教育組代表。

28/05/2026

牛津臺灣研究學程（Oxford Taiwan Studies Programme）特別邀請到 臺灣 無任所數位治理大使 唐鳳 前來分享她對於 AI治理與相關倫理的臺灣經驗。唐鳳 大使先前於2016-2024年，擔任過臺灣的 數位發展部部長，並於今年獲選為 牛津大學 Institute for Ethics in AI 的資深訪問研究員，透過集結包含工程、哲學、法律、經濟、政府治理等各領域的專家，共同討論規範管理人工智慧的框架和策略。

08/05/2026

感謝 國防安全研究院 吳宗翰 助理研究員 的評析，靈長類神經科技相關研究，已經是國防戰略布局的重要一環，除了大國如美、中、日本之外，鄰近亞洲國家包含南韓和新加坡，都在近年加強投入資源與積極網羅人才。期待臺灣也能積極規劃，投入資源，發揮半導體和生物醫學優勢，奪得神經科技發展的先機。

【中國透過靈長類平台加速腦機介面戰略能力】

「... 對台灣而言，BCI短期內雖然尚不至於直接改變戰場樣貌，但其所帶動的神經訊號處理、感測晶片、植入式醫療材料、人因監測以及人機協同等關鍵能力，將逐步納入國防醫學與軍事科技競爭的核心範疇。為因應潛在變局，台灣應結合在半導體、精密製造、醫療器材的優勢，強化布局神經科學工程與靈長類研究合作能力，確保在未來的人機協同與認知安全領域佔有一席之地。」

文章連結：
https://indsr.org.tw/focus?uid=11&pid=3143&typeid=30

04/05/2026

雖然這其實不算什麼新聞，但這幾年開始參與不同學術活動之後，我越來越深刻體會到：國家人才布局策略真的非常重要。

雖然自己只是牛津大學的職員，也還不是教授，但這些年除了能以系上官方名義接待訪問研究學者、舉辦研討會與論壇、指導合作的交換學生，也能支持包含國科會移地研究在內的學術訪問計畫。最近更深刻感受到，透過正式的學術合作，其實還能運用自己國外的學校資源，以及相對彈性的研究經費核銷制度，支付與臺灣合作的研究與期刊出版相關的高額費用。對於研究資源相對有限的臺灣年輕學者來說，這些支持其實是很大的幫助。

我最近也透過類似方式，協助一位學生準備申請、建立連結，最後順利取得牛津大學博士班全額獎學金，並資助他參與國際會議。這些經驗讓我更清楚看見，在高度重視學術連結的歐美學術圈裡，成績、履歷與研究能力當然重要，但許多機會的出現，往往也取決於資訊流通、適當引薦，以及能否進入關鍵網絡。但要建立這些連結，本身就需要資源。

參與研討會、發表學術期刊、建立國際學術社群，這些在學術界看似理所當然的事情，成本其實越來越高。我也常聽到臺灣學者分享，現行制度很難讓學生輕易參與這些活動，進而也限制了他們取得國際交流機會的可能性。

不同國家的學者在歐美大學中，透過各種方式協助母國發展研究，早已不是新鮮事。透過海外人脈，不只可以引介國外資源與學者回到自己的國家，也能進一步培養、輸送國內人才。其他亞洲國家與地區，也早已透過校友網絡、海外講座、研究中心、基金會或正式學術合作等方式，主動經營海外學術節點，支持本國人才進入國際學術網絡。

我不是要張揚我對臺灣學術界做了多少貢獻。相反地，是訝異於連我如此資淺的學者，都可以有這樣的資源可以導引回臺灣，如果有更多更資深的專業人士在國際重要的組織單位，會對臺灣各方面的發展，有多大的進步—相較於現在各單位拚命追求國際專業交流績效的困境，反而能以相當低的成本，就能達到更高的效益。

近年來有多位諾貝爾獎得主相繼受邀訪台，登上新聞版面。我並不是否定邀請國際知名學者來臺的價值，問題是如果這些活動只停留在一次性演講，而沒有轉化為長期合作、學生流動、共同研究與資源共享，對研究環境的實質提升其實相當有限。相較之下，那些實質且緊密的國際合作，往往更能長期改善臺灣年輕學者與學生所能接觸到的研究資源。邀請國際知名講者的相關鉅額費用，如果能部分挹注到第一線從事研究的年輕學者、博士後研究員、和學生，或許更能直接改善當前臺灣研究發展的許多困境，培育下一代臺灣的傑出研究人才。

前陣子協助一位臺灣公費留學生處理行政事務時，我又再次被提醒：目前制度對「返國服務」的認定，似乎仍比較重視人是否回到臺灣，而不是這個人是否仍能發揮價值與影響力，為臺灣創造學術連結與研究資源。即使耗費大筆公帑補助留學的博士生畢業後，於返國服務期間，完全無業待在家，只要待滿服務年限也同樣可以符合返國服務要求。但若選擇留在海外建立專業連結，卻必須符合相當狹窄的機構條件，否則就必須償還公費。

這樣的制度設計，造成許多原本有機會建立海外連結的人才，返國後很容易與國際網絡脫節。返國求職，又排擠更多本土博士的就業機會，造成洋博、土博的互相競爭、資源消耗。反之，如果讓有機會在國外立足的人，利用國外的優勢資源和經驗，帶著在臺灣的研究人員和學生一起，讓不管是洋博、土博都有機會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，成為國際化的人才，長期下來也會對高等教育的環境有所改變。這些都不是我自己發明的想法，而是其他各個國家如火如荼正在進行的徵才攬才策略。

另一方面，各大學又不斷回頭尋求國際合作、簽署 MOU，卻經常苦於寄信無門、缺乏有效管道。今年我也協助幾個臺灣單位，牽線聯絡認識的國外教授，邀請他們擔任會議 keynote 或協助安排參訪，更讓我感覺這套制度有些倒果為因：一方面期待國際連結，另一方面卻沒有好好維繫最可能創造連結的人才。

說到底，這不是個別學生或學者夠不夠努力的問題，而是臺灣對海外人才、學術網絡與國際研究資源的布局，缺乏更完整的制度想像。海外人才不只是個人的職涯選擇，也可以是臺灣連結國際研究社群的重要節點。

特別是在臺灣越來越需要突破外交與地緣政治限制、主動與世界建立連結的時候，人才政策若仍停留在狹義的返國服務邏輯，而沒有進一步轉向海外節點經營、長期合作網絡與資源流動的思維，就會不斷浪費那些已經在海外建立起來的人才資源與機會。這實在非常可惜。

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任何國際進修和其他非學術領域的交流政策，讓國際人才有機會在國外發光，同時從內部協助臺灣引進制度和人才交流（目前好像除了棒球比較有這樣的制度和風氣，其他領域實在不容易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