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5/05/2026
剛剛看到有個網友說到SGAR （第二代抗凝血滅鼠藥）可能會讓台北市民會一起慢性累積，甚至進入更大的生態與水循環系統，就讓我想說一個十九世紀發生在麻州的故事。
我是在美國國家公園的老師，專門做的研究跟教學是跟美國工業革命有關，最近剛好有我們麻州大學的環境教育研究所的學生跟我們做討論，想設計一套讓學生用歷史來理解當代環境問題的課程。
我對於十九世紀的城市如何解決污染源很有興趣，因此重新看了美國公衛的歷史，才看到1890年底到1891年初，傷寒曾席捲麻州的工業城市，在病源與傳播途徑被確認之前，已有數百人感染。
當時人們普遍相信「流動的水會自我淨化」，所以污水直接排進河裡也沒人管，因此人們會拿來飲用、日常使用，工廠也把運河水抽進廠房用於洗滌。
MIT的生物學家William Sedgwick 先做了化學分析，結果顯示水質「相當純淨」，但這是錯的，因為化學分析和細菌學分析的目標和做法並不一樣，所以化學分析是找不出細菌的存在的。
1890年12月下旬，他開始用顯微鏡檢查Merrimack河水中的微生物，最終得出結論：病源是城市用水，不是運河水或牛奶。他追溯上游，在取水口上方不到三英里的村莊發現了一個小型傷寒疫情，原來是那裡的病菌順著河流流到了城市。
Sedgwick的報告打破了「流動的水能自我淨化」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。人們開始理解，傷寒桿菌來自污水中的微生物，而這些微生物不會因為流往下游而死亡。
也就是說：上游城鎮的病人排泄物→進入河川→流到下游城市的取水口→進入市民的杯子。
這是人類第一次被迫學習：你放進水裡的東西，最終會回到你的身體裡。這樣的系統邏輯，也就是「人→水→人」的迴路。
當年Sedgwick 出現在水務委員會面前，提出河水污染的證據，但委員會的第一反應不是接受，而是授權他繼續研究，但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...🫠
那Sedgwick怎麼說服議員的？答案是：他用數字說服他們的。
他用了兩個策略：
1️⃣第一、把看不見的東西變得可以量化。 他在報告裡寫道，河水裡每1200份水就有1份是污水，換算成日常語言，就是你每喝一杯城市自來水，裡面含有一個頂針蓋份量(0.2-0.5 ml) 的人類排泄物。讓人從「河水污染」這個抽象概念，瞬間跳到「我在喝別人的排泄物」這個非常具體、非常噁心的畫面。
2️⃣第二、他證明這是工程問題，不是醫療問題。 他的論點是：疫情可以用工程手段解決，而不需要等醫學治療。這讓議員沒有藉口說「這是醫生的事」。
Sedgwick的團隊說服當地的議員建造全美國第一套城市水過濾系統（1893年啟用），此後傷寒發生率下降近50%。這也是現代公共衛生工程先驅的地位，直接催生了現代城市的水處理基礎設施：過濾、加氯、公共衛生法規。人們總算開始，非常緩慢地，學會對水負責。
如果把這個歷史放回今天的討論，我會覺得有一個有趣的對照。
SGAR不像傷寒桿菌那樣，喝下去幾天就發病。它透過食物鏈一層一層往上累積，在掠食者體內濃縮，在人體裡沉積。它的時間尺度不是幾個月，而是幾十年。這正是它最危險的地方：我們感覺不到它在說話。
它不一定以「立即可見的水污染」形式出現，而可能以更緩慢、更分散的方式進入生態系統。
十九世紀的城市花了很長時間，才學會看見水中的細菌。
而二十一世紀的挑戰，或許是我們要讓更多人知道：SGAR也是同樣的迴路，而且時間尺度拉長到幾十年，台北市的滅鼠藥一旦進入水源，我們以為水會帶走它，但水只是把它帶回來。
1890年的人花了幾個月才看見。
一百三十年後的我們，還要等多久？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hoto.php?fbid=1506448767937267&set=a.435356741713147&type=3
剛剛看到有個網友說到SGAR （第二代抗凝血滅鼠藥）可能會讓台北市民會一起慢性累積，甚至進入更大的生態與水循環系統，就讓我想說一個十九世紀發生在麻州的故事。
我是在美國國家公園的老師，專門做的研究跟教學是跟美國工業革命有關，最近剛好有我們麻州大學的環境教育研究所的學生跟我們做討論，想設計一套讓學生用歷史來理解當代環境問題的課程。
我對於十九世紀的城市如何解決污染源很有興趣，因此重新看了美國公衛的歷史，才看到1890年底到1891年初，傷寒曾席捲麻州的工業城市，在病源與傳播途徑被確認之前，已有數百人感染。
當時人們普遍相信「流動的水會自我淨化」，所以污水直接排進河裡也沒人管，因此人們會拿來飲用、日常使用，工廠也把運河水抽進廠房用於洗滌。
MIT的生物學家William Sedgwick 先做了化學分析，結果顯示水質「相當純淨」，但這是錯的，因為化學分析和細菌學分析的目標和做法並不一樣，所以化學分析是找不出細菌的存在的。
1890年12月下旬，他開始用顯微鏡檢查Merrimack河水中的微生物，最終得出結論：病源是城市用水，不是運河水或牛奶。他追溯上游，在取水口上方不到三英里的村莊發現了一個小型傷寒疫情，原來是那裡的病菌順著河流流到了城市。
Sedgwick的報告打破了「流動的水能自我淨化」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。人們開始理解，傷寒桿菌來自污水中的微生物，而這些微生物不會因為流往下游而死亡。
也就是說：上游城鎮的病人排泄物→進入河川→流到下游城市的取水口→進入市民的杯子。
這是人類第一次被迫學習：你放進水裡的東西，最終會回到你的身體裡。這樣的系統邏輯，也就是「人→水→人」的迴路。
當年Sedgwick 出現在水務委員會面前，提出河水污染的證據，但委員會的第一反應不是接受，而是授權他繼續研究，但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...🫠
那Sedgwick怎麼說服議員的？答案是：他用數字說服他們的。
他用了兩個策略：
1️⃣第一、把看不見的東西變得可以量化。 他在報告裡寫道，河水裡每1200份水就有1份是污水，換算成日常語言，就是你每喝一杯城市自來水，裡面含有一個頂針蓋份量(0.2-0.5 ml) 的人類排泄物。讓人從「河水污染」這個抽象概念，瞬間跳到「我在喝別人的排泄物」這個非常具體、非常噁心的畫面。
2️⃣第二、他證明這是工程問題，不是醫療問題。 他的論點是：疫情可以用工程手段解決，而不需要等醫學治療。這讓議員沒有藉口說「這是醫生的事」。
Sedgwick的團隊說服當地的議員建造全美國第一套城市水過濾系統（1893年啟用），此後傷寒發生率下降近50%。這也是現代公共衛生工程先驅的地位，直接催生了現代城市的水處理基礎設施：過濾、加氯、公共衛生法規。人們總算開始，非常緩慢地，學會對水負責。
如果把這個歷史放回今天的討論，我會覺得有一個有趣的對照。
SGAR不像傷寒桿菌那樣，喝下去幾天就發病。它透過食物鏈一層一層往上累積，在掠食者體內濃縮，在人體裡沉積。它的時間尺度不是幾個月，而是幾十年。這正是它最危險的地方：我們感覺不到它在說話。
它不一定以「立即可見的水污染」形式出現，而可能以更緩慢、更分散的方式進入生態系統。
十九世紀的城市花了很長時間，才學會看見水中的細菌。
而二十一世紀的挑戰，或許是我們要讓更多人知道：SGAR也是同樣的迴路，而且時間尺度拉長到幾十年，台北市的滅鼠藥一旦進入水源，我們以為水會帶走它，但水只是把它帶回來。
1890年的人花了幾個月才看見。
一百三十年後的我們，還要等多久？
